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季羡林谈“人生四要”

发布日期:2019-11-15 09:46:53编辑:阅读次数: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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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中国传统讲孝亲、尊师、重友,季羡林加上一个爱国。爱国、孝亲、尊师、重友,八个字,四个行动,季先生叫它人生四要。他觉得处理人际关系,有这四项,就够了。为什么呢?爱国不用说了,孝亲也是。尊师是尊重比我们长一辈的,重友是友善比我们小一点的。爱国、孝亲、尊师、重友,人际关系囊括无余。所以近一两年来,季先生题写人生四要赠送友人达100多次。   季羡林:中国旧时不是把学问分为三种吗,义理、词章、考据,我最没有兴趣的是义理,最有兴趣的是考据。叔父给我编的《课侄文选》还没有义理(哲学)那么深,只是讲平常怎么做人、孝敬父母的道理。那时候爱国都没有提到第一位,爱国是我加上的。爱国、孝亲、尊师、重友,八个字,四个行动,我叫它人生四要。

  蔡德贵:人生四要。您对爱国主义还是有分析的。

  季羡林:国防大学研究生院原政委张际春请我给他们的学员讲爱国主义。那些学员一律都是大校。那天,我就问大校学员,各位,爱国主义是好东西还是坏东西?他们一致回答是好东西。我说日本人侵略中国的时候高喊爱国主义,那也是好东西啊?他们没有话说了。

  蔡德贵:您在《留德十年》里提到,爱国和爱国民党政府不是一码事。

  季羡林:对。不是一码事。

  蔡德贵:您从德国回来,到上海以后,捧起一把土来,亲吻大地。

  季羡林:嗯。

  蔡德贵:那就是爱国。您把爱国和爱一草一木、山川大地,融为一体。您在散文里,对燕园里紫藤萝被砍和西府海棠被砍,都感到不满。您把和自然融为一体的感觉,也融汇到爱国的情怀里了。

  季羡林:我曾经写了一篇文章,其中最后一句话就是,我生平万事不如人,唯独爱国不甘后人。

  蔡德贵:《我的心是一面镜子》。

  季羡林:对,就是这篇文章。

  蔡德贵:这篇文章是在《收获》上发表的。中央电视台最近要拍您的六集纪录片,征求您的意见,您不是说没有意见吗?让他们愿意怎么拍,就怎么拍。我对他们提过一个建议,就是按照您这人生四要的线索来拍。

  季羡林:我觉得处理人际关系,有这四项就够了。为什么呢?爱国、孝亲,自然不用说了。尊师、重友,尊师是尊重比我们长一辈的,重友就是友善比我们小一点的。所以爱国、孝亲、尊师、重友,对人际关系囊括无余。

  蔡德贵:我跟中央电视台的编导说,您身上爱国的事情,我掌握很多了。尊师也是,您对陈寅恪、西克教授,都是很尊重的。您认为杨丙辰教书不负责任,但是您觉得他是个好人,所以在他最困难时期,买条大鲤鱼,步行送给他。

  季羡林:不步行怎么办哪?抱着大鲤鱼,没有办法坐车。

  蔡德贵:对王昆玉,对董秋芳,您都没有忘记。您一辈子没有忘记。

  季羡林:到今天也没有忘记。

  蔡德贵:孝亲不用说了,您对母亲的怀念,好多人感动得流泪。您的《赋得永久的悔》,那是韩小蕙组织的系列文章首篇。实际上不光是对母亲,您对叔父和婶母也是尽孝心的。

  季羡林:对啊。特别是对老祖(婶母),感情最深。有一个故事,我好像跟你也说过,就是婶母给安徽的小保姆治病的故事,很动人。

  蔡德贵:结果,不仅那个小保姆没有照顾老祖,反而是老祖把她的病治好了,每天帮她往外挤脓。

  季羡林:当时小保姆生了一个大白疮,大夫说是恶性的。我婶母是天津的世医,中医世家,真正懂医的。她每天回来以后,先给小保姆治病。

  蔡德贵:最终把小保姆的大白疮治好了。

  季羡林:嗯。治好了。她不是瞎治,她是真懂。她还有个治白喉的方法,厉害到什么程度?点一下就立刻见效,她自己配的药,祖传秘方。但是她跟我的叔父结婚的事情,当时我并不赞成。所以,他们结婚的前几天,我就借口到北京来了,我说要准备出国。意思就是,我不愿意参加,不愿意叔父再结婚。这里面没有什么家产的问题。我们家也没有什么家产,并不是争家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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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蔡德贵:可是您的想法也是很奇怪的。您原先的马婶母对您可不好啊!

  季羡林:嗯。

  蔡德贵:她后来怎么了?去世了? 1935年以前就去世了?

  季羡林:嗯。晚年稍微对我好一点。

  蔡德贵:她摆马家的大户人家的架子。

  季羡林:嗯。

  蔡德贵:您当时吃不饱,也与马婶母有关,按说,她应该给您一点零花钱的。

  季羡林:没有。

  蔡德贵:老祖和叔父结婚的时候,您是有意躲了。您那时候24岁了。她后来对您一点成见没有,知道您有意躲了吗?

  季羡林:她大概不会知道。后来我尊敬她是因为她的行为,特别是对小保姆的行为,治大白疮这件事很让我感动。

  蔡德贵:您在德国的时候,她帮助师母糊火柴盒,摆烟摊,很不容易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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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季羡林:我回国以后还是很顾家的。我在瑞士买了两块欧米茄金表,回来以后先卖了一块金表,上人家的当了。当时啊,买的那个人问我,这表在瑞士多少钱,他说,我给你多一倍的价格。其实当时国内价格不止多一倍的。我以为多一倍,就把它卖了,这么一个小圆球,给了10两金子,多给我一两,我还退回了。我把它换成钱,自己留一点用,其他的兑换成法币,寄回济南家里了。

  蔡德贵:那时候这么多金子不得了,对家里帮助很大了,1946年法币还行。

  季羡林:1946年还行。那时候教授架子挺大的,不愿意排队去领工资。但是随着法币贬值,教授也没有架子了,早早地去排队,领了工资,用飞快的速度跑到东四,买成现洋,因为晚一个小时,就贬值了。买成现洋,放在怀里,心里踏实了。 (笑)这个保险了,在一段时间之内有饭吃了。

  蔡德贵:那时候您有没有后悔,没有到剑桥大学去?

  季羡林:没有后悔。我曾经答应到剑桥去,我说得回来看看,回家一看,怎么走呢?家里面穷到那个程度。

  蔡德贵:那时候换成大洋,怎么寄?

  季羡林:不是换成大洋,就是把黄金换成当时流行的货币。

  蔡德贵:在北京往家寄钱也是寄纸币吗?

  季羡林:那时候是不是有解放区了?

  蔡德贵:那时候北平还不是。1948年以后有解放区的钱了。您后来给季承大哥每月寄15块钱,还有常永德,就是常准基的儿子,您的外甥,也是每月寄15块。

  季羡林:常永德小名叫生子。

  蔡德贵:常永德没有过继给您吗?

  季羡林:没有。

  蔡德贵:等于您抚养他,一直到高中。

  原载《探索与争鸣》2010年第二期  季羡林/口述 蔡德贵/整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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