法显大师生平若干问题考辨
关于法显大师的生平，梁僧祐《出三藏记集》卷十五、梁慧皎《高僧传》卷三、唐智升《开元释教录》卷三、唐圆照《贞元新定释教目录》卷三等都载有法显的传记。其中以《出三藏记集》所载最为原始，史料价值自然最高，其它的数种传记大多抄自《出三藏记集》而鲜有新的史料出现。特别是，慧皎《高僧传》卷三所载〈法显传〉全据《出三藏记集》所成，但在某些关键问题上却有改动。此正如汤用彤先生所评论的：“查《僧传·法显传》全抄《祐录》之文，而间加以改窜，但其改窜之处往往甚误。”后起的诸种有关法显生平的载记，或依《出三藏记集》之〈法显传〉，或依《高僧传》之〈法显传〉，致使法显生平的若干关键问题一直异说纷纭。在此，我们特别需要强调，有关法显的生平事迹，最可信的仍然应是《出三藏记集》卷十五的〈法显传〉以及法显自己所撰的《佛国记》。在此，我们依据有关原始材料以及今人的研究成果，对法显的籍贯、生卒年代以及生平的基本情况作些考证与说明。
关于法显的籍贯，《出三藏记集·法显法师传》及《高僧传·法显传》均作“平阳武阳人”，日本学者足立喜六、长泽俊和等人将其注为现今山西襄垣县，我国学者贺昌群以及通行辞书也将“平阳武阳”注为“山西襄垣县”。这一批注，基本上属于以讹传讹，没有多少根据。正如章巽先生在《〈法显传〉校注序》中所说：“晋及十六国时平阳郡所属唯有平阳县而无武阳县，当时平阳郡内亦未闻有武阳之地名，武阳当为平阳之误。”杨曾文先生在《中国佛教史》第二卷相关章节中写道：“据《晋书·地理志》，平阳郡属司州，有十二县，但其中无武阳县;襄垣属并州的上当郡，当时也不称武阳。又查《历代三宝记》卷七载为：‘平阳沙门释法显’。故说法显为‘平阳郡人’更为妥当，或即生于平阳郡治所在地。”吴玉贵先生赞同章巽先生的看法。
本人以为，将“平阳武阳”解释为现今山西襄垣县肯定是错误的，但因此而认为“武阳”一词为赘疣，也许并不很恰切。也存在着这样一种可能：“平阳”并非郡名而是县名，“武阳”则并非县名而是村镇之名。当然，这仅仅是一种看似合理的推测，是否真的如此，仍然有待于对古代平阳郡平阳县(现今山西省临汾市西南)之村镇进行探察。从现有材料出发，笼统地说法显出生于现今山西省临汾市西南，是比较妥当的选择。
法显的生卒年，由于史籍未记载其卒年，更兼之关于其年龄有二说，所以一直难有定谳。梁僧祐《出三藏记集》卷十五〈法显法师传〉载，法显“后到荆州，卒于辛寺，春秋八十有二。”而慧皎《高僧传》卷三〈释法显传〉则说：“后至荆州，卒于辛寺，春秋八十有六。”唐代智升在《开元释教录》卷三中采用了慧皎的说法。
除此之外，更有现代学者陈垣提出：法显年岁，《出三藏记集》十五作八十二，梁《僧传》三作八十六，似皆不可据。《出三藏记集》云：“法显二十受大戒，以晋隆安三年发长安。”是法显出游时不过二十余，经十六年还都，不过四十，译经数年卒，不过四十五六。梁《僧传》于“受大戒”上删“二十”两字，出游年岁不明。其实，陈垣此说很难令人信服。
《出三藏记集》卷十五的原文如下：
法显“二十受大戒，志行明洁，仪轨整肃。常慨经律舛阙，誓志寻心。以晋隆安三年，与同学慧景、道整、慧应、慧嵬等发自长安，西度沙河。”
显然，问题的焦点在于“二十受大戒”与“晋隆安三年”是否有直接的关联性。从《出三藏记集》以及《高僧传》的有关记载推断，二者绝对没有直接的时间关联，而是有着三十余年的时间间隔。然而，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陈垣先生对于古代史籍的记载发生怀疑呢?其内在根由在于对于法显高龄出行的疑惑态度。如果信从《出三藏记集》或《高僧传》的记载，则法显从长安西行的年龄为五十余岁，甚至接近或超过六十岁。
而以如此高龄出行，在当时的情形下确实是难于思议的。正是从这一疑惑出发，陈垣先生才对《出三藏记集》的记载发生了怀疑与误读，以为法显是二十余岁西行的。但怀疑毕竟只是怀疑，古代史籍俱在，仅凭怀疑是不够的。所以我们仍然相信古人的说法，而对于《出三藏记集》与《高僧传》的歧异，我们本着先出者可能更为近真的原则，姑且以《出三藏记集》卷十五所记的“八十二岁”为法显的年寿。至于法显大师具体的圆寂时间，史籍未能明载，只能依据有关材料作些推断。
